匯豐中國3月24日發布的匯豐製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數據顯示，中國製造業部門增長降至11月來最低。3月初值的讀數爲49.2，低于2月終值50.7，也低于市場預期的50.7。數據顯示，內需動力不足，經濟下行的壓力依然山大。
        4月1日，國家統計局公布2015年3月中國製造業和非製造業PMI，3月中國製造業PMI爲50.1%，非製造業PMI爲53.7%，經濟下行壓力不改。3月1日起央行[微博]再次下調基準利率，3月30日，出臺下調二套房貸首付比例和二手房免征營業稅由5年改爲2年等措施將刺激商品房銷售政策。
        然而，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看來，中國經濟穩中有進的基本面幷沒有改變。“當前我國經濟减速是趨勢性、結構性的，但不會出現斷崖式下滑。新的增長點正在培育中。速度略降但質量效益穩步提高等新的經濟特徵正在凸顯。” 一些新興技術、新的業態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現，供給創造需求的空間仍然廣闊。
        2014年的幾組數據也印證了李偉的判斷：三産增加值占GDP比重48.2%，高于第二産業5.6個百分點，首次實現了三産比重超過二産的經濟格局；最終消費支出對GDP的貢獻達到51.2%，超過投資對GDP增長率的貢獻4個百分點，增長動能開始從倚重投資拉動轉向消費驅動；中國城鄉收入比13年來首次降到3倍以下；GDP能耗下降4.8%，超出預期0.9個百分點，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5%以上，超過預期1%。更值得關注的是，勞動生産率去年比前年提高了7%，說明經濟質量和結構正在改善。
        在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的增長“大邏輯”下，中國經濟將呈現出怎樣的一幅新圖景？今後幾年將涌現哪些新的增長點？經過了近13個季度PPI連續爲負的“增長中的不景氣”之後，中國經濟是否下行“見底”了？在未來10年乃至20年的時間裏企業將面對哪些投資機會？就“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的諸多問題，《財經》記者采訪了李偉主任。
        經濟“換擋不失勢”
        《財經》：目前媒介對新常態的詮釋觀點紛呈，你怎麽解釋“新常態”，對中國經濟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麽？
        李偉：新常態是中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必經階段。實現這一階段演化的重要標志，一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階段性任務基本完成，二是結構調整及發展方式轉變取得實質性進展，三是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基本形成。
        新常態是我國經濟運行度過增速換擋期、轉入中高速增長的階段性特徵。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符合後發追趕型國家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是後發優勢的內涵與强度、技術進步模式發生變化的必然結果，是追趕進程邁向更高階段出現的新特徵。
        根據追趕型國家的經驗和我國的實踐，可以將追趕進程劃分爲四個階段：起飛階段、高速增長階段、中高速增長階段、中低速增長階段。
        這四個階段的更替是漸進的過程。前兩個階段經濟發展更多依靠數量擴張，後兩個階段則更多依靠質量提升。幷不是所有開啓追趕進程的國家都能完成整個追趕周期。在追趕的道路上，不乏“貧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溝溝坎坎。
        《財經》：經過30多年的快速追趕、我國從高速增長轉入中高速增長階段後，追趕進程的後發優勢是否已經“失勢”？
        李偉：後發優勢仍然是我國保持較快發展的基礎性條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發展差距依然很大，人均GDP僅相當于美國的八分之一，蘊藏著較大後發優勢。比如，雖然新增勞動力數量下降，但勞動力總量豐富、成本相對較低，人力資本提升空間較大，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勞動力供給增加較快；物質型生産資源供應緊張，但資金、知識、管理經驗均明顯增加，供應鏈的效率和覆蓋面具有較大優勢；雖然市場空間有所縮小，但在基礎設施、製造業更新投資、居民物質及文化消費提升等方面仍有較大的需求增長空間；製造業內部具有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産率的潜力，擁有通過模仿創新和應用型創新提高技術水平的空間等等。
        後發優勢的存在，意味著我國具備實現擠壓式增長的條件和空間，能够將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
        《財經》：如何理解新常態下，後發優勢衍生的新內涵？
        李偉：進入新常態後，後發優勢的內涵、供給和需求條件將發生變化，經濟結構和增長動力等也將相應轉變。從增長動力看，由主要依靠物質資本積累向更多依靠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積累轉變；由主要依靠投資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産率提高轉變；從比較優勢看，由主要依靠初級資源向更多依靠技術、資本、管理等高級資源轉變；從政府角色看，由直接參與經濟活動向注重培育、優化經濟環境轉變。
        這些即將發生的變化，表明追趕進程將邁向更高階段，既是從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高速增長階段的轉變，也是從數量擴張型增長階段向質量提升型增長階段的轉變。
        《財經》：政府工作報告確定2015年GDP增長率爲7%左右，低于去年的增長率。這一增長率背後意味著怎樣的經濟邏輯和考量？
        李偉：GDP增速目標7%左右背後的邏輯，是基于對經濟增長現實的清醒考量，是爲優化發展環境騰出時間和空間，是兼顧了發展需要一定經濟增速與結構調整必須爬坡過坎，也是既考慮了提供充分就業，也顧及十八大確定的經濟翻番目標。
        同時，7%的目標也兼顧了發展與改革，中央認識到今年經濟比去年還要嚴峻，因而寄望通過系列改革提供增長新動能。
        經濟在新常態下提質增效才是核心問題。從實現中長期發展目標所需要的最低經濟增速的角度來考察，在不考慮第三次全國經濟普查[微博]GDP上調的情况下，今年經濟增長7%左右，則“十二五”期間年均增速可達到7.8%，高于7%的預期目標。“十三五”期間只需保持6.5%的年均增長速度，即可實現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
        《財經》：最近有一種傾向，換擋就是不講速度，不唯GDP至上就是不要GDP了。一些地方在年度經濟發展計劃中下調了今年GDP增長預期指標，把淡化GDP變成了弱化GDP，個別地方甚至乾脆取消了GDP增長的預期指標。
        李偉：那種認爲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生産總值已不再重要，是對新常態的一種誤解。新常態下仍必須使經濟以一定的速度增長，換擋不失速。這種速度是有別于以往傳統增長方式，是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速度，是建立在新的增長動力基礎上的速度。也就是說，新常態的核心要求不是GDP增長達到某個具體數字，而是實現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轉換。
        因此，單純追求過高的速度幷不合適，但速度過低以後，就業問題，許多社會矛盾就會凸顯出來。所以保持7%左右的目標，有助于解决就業，解决相關的社會問題，創造良好的環境，來推進結構調整，來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設想。經濟增長目標從7.5%降至7%，是一個完全主動降速的過程，在整體經濟換擋的過程中，經濟增速不再是惟一的績效指標，但也不是單純的將經濟增速慢下來，而是在用降速來實現有質量的增長，也就是經濟換擋不失速、調整不失勢。
        防範和化解經濟風險
        《財經》：進入新常態後，伴隨著增速下行和結構調整，經濟高增長時期被掩蓋的風險可能會逐漸暴露出來，原有的風險化解機制也就搞不下去了。
        李偉：是這樣。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已積累了不少風險。比如，製造業嚴重的産能過剩問題，面臨資産重組和結構調整，不可避免會引發産業更替、企業劣汰、員工轉崗。在地方政府性債務、影子銀行、房地産、企業互聯互保等方面都會潜伏著不少風險，“高杠杆、泡沫化”，最終都會向財政金融領域聚積。
        同時，當經濟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後，不僅經濟問題會更加複雜，政治、社會問題也會更加突出。發展初期當人們的溫飽問題基本解决之後，就會對公平、正義提出更高的要求，相應的政治訴求也會不斷提升，而且過去長期存在的貧富差距問題、腐敗問題、環境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社會信用缺失問題等，都有可能成爲引發社會動蕩的誘因，而一旦社會穩定不能得到有效維持，追趕進程就會放緩甚至中斷。這些都是新常態下必須面對、且需要妥善處理的風險和挑戰。
        《財經》：你認爲，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中具體需要防範和化解哪些風險？
        李偉：首先需要研究應對的是財政風險。經濟增速下降時，財政收入增速下降幅度更大。所以未來一段時期，財政收入總體放緩是大勢所趨。加之醫療、養老支出將持續增加，房地産市場階段性調整帶來土地收入大幅縮减等因素，都會加劇財政壓力，甚至引發局部風險。2015年，房地産市場階段性調整帶來的土地收入縮减，地方債務償還相對集中，過剩産能逐步退出，以及維持基礎設施投資的需求等，都會加劇財政壓力，特別是地方基層財政壓力。
        其次是金融風險。包括防範地方金融機構風險，以及政府債務的化解。此外，要重視企業效益下降、銀行不良資産率上升以及互保聯保問題。這些均需開展針對性的决策咨詢研究。
        再次是房地産市場風險。房地産市場總體下行趨勢仍將繼續，去庫存任務依然艱巨，市場分化趨勢加劇。同時，一些房地産企業擴張過快、市場銷售不暢、融資能力不足、抗風險能力較弱，違約、資金鏈斷裂等經營風險明顯上升。如何防範風險、保障房地産市場健康發展，亟待良策。
        當然，也要警惕就業風險。新常態下，就業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是經濟結構調整，部分傳統過剩産業面臨淘汰和轉産，不少職工難免失業或轉崗，因技能短期不適應新崗位、新業態需求，摩擦性失業會有所增加；二是由于與産業升級、崗位需求不匹配問題突出，大學生就業壓力還會持續一段時間。此外，由于二代農民工就業形態和報酬要求發生了明顯變化，原有的土地對就業波動的緩衝作用明顯降低。
        《財經》：你曾經多次闡述在新常態階段，相當一部分企業可能進入的不是“秋天”而是“初冬”，爲什麽？
        李偉：面對更加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企業經營和盈利水平均難現太大的起色，雖然有一部分企業能抓住機遇，但相當一部分企業要有經受更嚴峻考驗的準備，相當一部分企業要進入“初冬”，經受更加嚴峻的考驗。
        個別國企會進入經營困境。從去年12月國資委[微博]公布的營業收入報告來看總體營收尚屬不錯，但央企的二級、三級以下的子企業虧損面達30%以上，有的甚至達到45%，今年恐怕有些數字還會上升。其次，一些過去主要依靠規模擴張的民營企業可能會出現更大風險，很可能出現資金鏈綳緊等風險。
        而小微企業面臨勞動力和融資等成本不斷上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研得出小微企業融資成本高達12%-20%，中小、小微企業今後生存環境可能會雪上加霜。中小企業中勞動力成本占比較高，我國勞動力成本持續剛性上升。近年來，無論是沿海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職工工資普遍增長較快，年增長速度超過10%。同時，結構性缺工突出，熟練技工和技術研發人員嚴重缺乏，人才流失等因素，也在無形中推高了用工成本。再有，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居高不下，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更本性緩解。
        面對“寒冬”，中國企業要把握改革、開放和創新三大機遇。面對企業大而不强，傳統製造業比重過大等傳統矛盾，企業家應該更加關注全球技術革命的進展，抓住機遇實現新飛躍。2015年“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的實施，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深入，都爲企業發展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
        新增長點不斷涌現
        《財經》：你認爲目前中國有哪些新的經濟增長點？
        李偉：仔細觀察，目前有不少新的經濟增長點在不斷涌現。比如，“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重點實施，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展開和落實等，因此，企業在應對經濟下行挑戰的同時，如果把握住經濟增長轉換大背景下的改革紅利、開放紅利和創新紅利，就能抓住新的盈利機會。
        眼下企業也面臨新的機遇：一些傳統産業需求飽和了，面臨轉産調整，但一些新興技術、新的業態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現；國際市場對傳統出口商品的需求增長放緩了，但我國利用裝備能力、産業配套能力和資金輸出等優勢，在新一輪國際分工中也將迎來向産業鏈中高端邁進的歷史機遇。
        《財經》：澳大利亞東亞論壇近期發表一篇文章《中國經濟悄然發生“創新革命”》，文章認爲在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評論中，很少有人提到中國企業在新模式的創新，創新對生産力的影響才是一場革命。中國正在迅速成爲一個充滿創新機會的中心。創新如何成爲新的增長動力？
        李偉：經濟發展階段的轉換，表面上看是增長速度換擋與調整，但本質是增長動力的轉換與接續。我認爲，培育增長新動力的關鍵在于創新。除了要進行産品創新、生産組織方式創新和工藝創新、體制機制創新外，最重要的是要進行科技創新。
        全球正在孕育以3D打印、分布式能源、物聯網爲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也必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産生深遠的影響。這也將是經濟全球化一次新的大洗牌。
        在數字機器人、分布式能源、智能電網、物聯網、新材料等領域，我國與發達國家大體上站在同一起跑綫上，有機會走在創新前列，甚至走在創新最前沿。應統籌配置創新資源，力爭在這些新技術領域實現重大突破。
        《財經》：李克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中國製造2025規劃》，包括大力發展高端裝備製造業、新興産業、生物能源、節能環保等。促進製造業大國向製造業强國的轉變，具體應從哪些方面入手推動創新？
        李偉：第一，要著力推動科技創新。在新的技術領域，如增材製造、數字機器人、分布式能源、智能電網、物聯網、新材料等領域，我國與發達國家大體上在同一起跑綫上，有機會走在創新的前列，甚至走在創新的最前沿。
        第二，要著力推動生産組織方式創新。生産組織方式的調整，有利于在既有的技術條件下降低生産成本、提高生産效率。
        第三，要著力推動商業模式創新。商業模式的創新，有助于擴大既有市場，創造新的需求；有助于降低生産成本，引導生産更好適應消費。
        第四，要統籌利用國內外創新資源。新一輪技術革命既要充分利用全球的創新資源，在創新過程中，也要注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絕不能閉門造車，而要以更爲開闊的胸懷學習借鑒其他國家創新成果，擴大合作創新的內涵和形式。第五，要加快構建良好的創新生態環境。
        《財經》：很多企業抱怨，中國創新的土壤貧瘠，影響了企業家的創新意願。李克强總理在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强調全民創業，草根創業潮，如何培育鼓勵創業創新的制度環境？
        李偉：2014年，伴隨著簡政放權和商事制度改革，總理提出“大衆創業、萬衆創新”，激活了微觀經濟活力。全民創業，草根創業潮，這是中國經濟調結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推手，鼓勵創業就要提供更好的制度環境，因而政府繼續簡政放權，是政府改革重點。
        正像樹木生長離不開陽光雨露一樣，創新也需要適宜的生態環境。構建良好的創新環境，首先要正確處理好政府、大學、研發機構和企業四者之間的關係。
        其次要完善國家創新政策體系，把國家有限的政策和資金資源，集中用到决定長遠發展前景的戰略性科技創新領域，貫通基礎理論研究、應用技術研發、研發成果産業化、創新價值實現之間的鏈條，讓創新成爲生産力發展的第一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