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全球格局變化趨勢
隨著一場席捲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硝煙散盡，新興經濟體的迅速崛起使得全球經濟版圖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歷史性變化，由此帶來的有關後危機時代全球經濟治理和金融格局變化趨勢以及中國對策的探討和研究熱度不減。日前，在天津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召開的以“未來五年全球金融格局：變革與趨勢”為主題的“《國際金融研究》雜誌理事單位年會”上，來自國內眾多高校的金融學科帶頭人以及各路專家學者濟濟一堂，就後危機時代全球金融格局的變化趨勢、全球以及中國金融領域的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並提出了務實建議。
全球銀行業重心向新興市場轉移
亞洲應把握機遇應對挑戰
在發達國家仍未徹底擺脫危機陰影、而新興經濟體成為全球經濟增長重要推動力的當下，作為金融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全球銀行業格局今後會發生怎樣的版圖變遷，無疑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對此，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認為，雖然未來5年發達國家仍將佔據全球銀行業的主導地位，但全球銀行業重心正向新興市場轉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預計到2020年，就全球1000家大銀行數量而言發達國家將與新興市場平分秋色，而到2030年新興市場的份額將顯著超過發達國家。數據顯示，在2010年全球1000家大銀行榜上，“金磚四國”，即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四國上榜銀行數量從2000年的43家大幅提高到146家，資產占比從4.7%提高到13.5%，一級資產占比從5.7%提高到12.0%，10年來的變化幅度遠遠超過此前30年累計的變化幅度，這顯示新興市場銀行業實力增長趨勢明顯。
他說，中國銀行業作為新興市場的典型代表，在全球1000家大銀行中的地位經歷了跨越性的變化，一幅不斷崛起的藍圖正在呈現。就上榜銀行資本總規模來看，中國銀行業在2008年超過德國、2009年超過英國、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銀行大國。對比全球銀行業盈利與虧損狀況，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2008年，中國銀行業盈利占全球比例高達73.8%。
近十年來，亞洲銀行業盈利能力的迅速提高令全球矚目：在2000年全球1000家大銀行排行中亞洲銀行業稅前利潤僅為130億美元，2010年則達到1598億美元，增長11倍。但亞洲銀行業也面臨新的挑戰，對此宗良提出了應對策略：亞洲銀行業需擴大開放，推動各國在並購、設立分支機搆、業務准入等方面邁出更大的步伐，以促進銀行機構間的業務交流與合作；同時應加強區域內金融市場建設；還要加強區域內銀行業之間的創新、流動性支持、人才培養、管理、貿易金融以及銀團貸款等六大方面的全面合作，實現互利共贏；此外，要加強銀行業的監管合作與協調。
國際貨幣競爭或形成“三島”格局
新興市場匯率調整需漸進
眼下，國際貨幣體系下的貨幣競爭是各方熱議的話題。廈門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主任杜朝運通過引入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對當前以美元、歐元為主導的“雙元寡頭”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進行了研究，認為目前“雙元寡頭”壟斷格局呈現四大主要特徵：少數幾種國際貨幣對世界經濟具有明顯影響力、寡頭之間存在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寡頭壟斷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很高的進入壁壘以及國際貨幣寡頭的權力和責任存在不對稱性。他表示，雖然目前“雙元寡頭一元壟斷”的情形有了一些改進，但整個國際貨幣體系仍極不穩定。從長遠看，由美元、歐元及某種亞洲貨幣所形成的“金融穩定性三島”格局既可為世界各國增加幣種選擇、提供更好的風險分散機制，也可增加美元和歐元間的互相制衡性，從而達到維護整個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的目的。
面對當今新興市場經濟強勁的發展勢頭，其普遍依靠貿易為重要推力的發展模式正面臨著諸多挑戰，其中匯率制度的選擇成為不可回避的問題。南開大學副校長佟家棟認為，新興市場經濟匯率制度的調整實際是對經濟增長內在穩定器的調整。其選擇匯率制度的基本條件是哪種匯率制度更能發揮經濟運行“內在穩定器”的作用，進而有助於經濟較快或穩定增長。他說，新興市場經濟對外依賴度的逐步提高使其面臨匯率制度選擇的兩難：調整太早不利於貿易發展，但調整滯後又不利於宏觀經濟的穩定。而這種兩難或變成對經濟的實際衝擊，並有可能使得該國被迫進行匯率制度調整。他建議新興市場應在發生金融或貨幣危機前主動或自主地調整匯率制度，增強匯率制度的彈性，但這種調整需要過渡和漸進。
中國匯率戰略宜“三步走”
人民幣國際化需配套
針對後美元時代美元霸權與美國霸權相得益彰、失衡發展下“金融弱國”導致責任分擔轉嫁、中美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展開多次角力使得擺脫美元陷阱迫在眉睫以及國內外經濟變數給中國貨幣政策調控帶來的挑戰，天津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王愛儉認為，中國匯率戰略研究已提上議事日程，而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應是中國匯率戰略的一大目標。她將中國匯率戰略目標及策略主線概括為“一個基點”與“三步推進”：即保持人民幣幣值對內穩定是匯率戰略的目標基點；增加匯率彈性、動態回歸參考一攬子貨幣有管理浮動是近期目標；建立匯率目標區、實現人民幣匯率制度轉換是中期目標；在國際化進程中實現人民幣完全可兌換與匯率自由浮動是遠期目標。
當前，人民幣國際化正如火如荼地推進，但在實施過程中也遇到一些亟待研究和解決的問題。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就是要使人民幣成為重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計價貨幣、結算或清算貨幣以及外國儲備貨幣。這首先要解決人民幣走出去的問題，保證海外擁有的人民幣達到一定規模。他分析說，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問題首先是在國際貿易結算中會不會使用人民幣進行計價結算，這取決於進出口雙方的意願，而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及其收益性就成為人民幣走出去的關鍵性因素。其次，如果人民幣只能向中國支付、而不能向其他國家和地區支付，其流動性就失去了保證。中國政府和央行應積極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實施範圍，協調雙方的法律和金融監管，消除法律障礙，將盡可能多的國家和地區納入進來，並鼓勵他們相互之間開展人民幣結算業務，增強人民幣的海外流動性。第三，要鼓勵境外人民幣所有者在中國境內開立賬戶並開放國內的證券市場，包括銀行間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以及外匯、黃金、期貨市場，實現境內外人民幣的平等待遇。據此，他提出三條建議：一是適度控制境內外匯貸款投放；二是儘快完善外債管理辦法，建立完善各類金融市場，推動人民幣全球清算體系建設；三是將人民幣國際化納入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與發展。
關注中國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
宜適時適度加以發揮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中國貨幣政策的影響力已滲透到了經濟體系的各個角落，並日益成為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與博弈中一支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莊毓敏通過實證研究得出結論，就目前而言，中國貨幣政策對於美歐日等主要貿易夥伴的貨幣政策操作、美國和歐盟的實際經濟產出並沒有形成顯著影響，其對於國際初級產品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過實體經濟運行來發揮作用，尚不是我們所追求的初級產品定價能力。不過，她認為，中國在國際貨幣政策博弈中處於有重要影響力的參與者地位，因此要注意自身影響力的適時和適度發揮，並注意與其他國家的政策協調。
她提出了中國適度使用貨幣政策外部影響力的七點建議：一是積極利用日益提高的貨幣政策外部影響力，在國際貨幣政策合作中爭取更有利地位；二是中國貨幣政策在發揮外部影響力的過程中應確立“適時性”原則，兼顧內外部經濟目標，審慎選擇施加外部影響的時機；三是確立“適度性”原則，一方面通過主動發揮貨幣政策的外部影響力，以獲得在國際政策博弈和政策協調中更大的話語權，另一方面不能超越現有條件的制約，對貨幣政策發揮國際影響力提出過高要求；四是不斷完善貨幣政策的調控模式，豐富貨幣政策的工具體系；五是注意政策協調，包括國內的政策協調和國際的貨幣政策合作；六是不斷利用貨幣政策外部影響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七是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操作模式，實現精確性動態微調，努力減少對實體經濟的傷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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